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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环保做不好 老百姓能当面“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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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昕
开会了。会场在镇政府。会场里坐着市环保局的干部、镇长、镇上几家企业的老板，还有镇里的人大代表和十几名普通百姓。
镇长首先给大伙说了说镇里一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接着市环保局的人告诉大家，现在镇里的水质咋样，空气质量咋样，镇里哪几个企业污染严重，它们对环境有什么危害，目前咋治理的。几个治理污染不得力的企业被点了名。
轮到镇里企业的老板们发言，他们的企业大多是镇上污染比较重的。他们必须告诉大家厂里的经营状况，治理污染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效果怎么样。其中被环保局点名批评的企业还必须解释为什么没有按环保要求做，今后要怎样改进。
企业的承诺可不是哄骗人的。马上，在坐的人大代表和老百姓就问了：“你这次要投多少钱？”“什么时候行动？”“你们的技术是哪里的？”“你说你有治理设施，为什么监测还说你没达标？”
老板们听得满头大汗。回去还马虎不得，会上答应的事得认真去做，人大代表可都盯着呢。
这就是世界银行、国家环保总局在江苏省丹阳市推行的“乡镇工业企业污染控制报告会制度”的执行现场。
丹阳市环保局何书金局长说，以前企业的污染治理状况属于“最高机密”，就怕让人知道。现在镇长、村民、官员都坐到一起，企业“秘密”公开。在这种压力下，谁还敢拖拖拉拉？
这个点子是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的王华博士想出来的。王华说，他们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做过研究，很多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点，如果某个企业在当地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很重要，那么它就敢同当地环保部门就治理问题或排污费的收取讨价还价。经济地位越重，讨价还价的能力就越强，而环保部门的执法就显得很苍白。
世行在很多国家有过试验，企业的环境行为一旦在媒体被公开，企业治污的积极性就会有较大提高。江苏省镇江市依据企业的环境行为给企业评定出“不同的颜色”并在媒体公布，公众根据颜色就知道企业对改善环境出了多大力。来自公众的压力刺激了企业治污的积极性。
王华认为，由于产品市场小，一些乡镇企业对企业声誉和形象的重视往往不如大中城市里的企业。但乡镇企业却很在乎乡里人的“说法”，如果能把乡亲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说不定会让污染治理不好的企业如坐针毡。
丹阳市的环保报告会从2000年开始搞，有8个镇参加。这几个镇化工、印染企业比较密集，属于市里的老大难。报告会搞了几次，环保局就偷着乐了，很多老大难问题解决了，不仅老百姓开始关心环保，几个镇的头头脑脑也把环保当大事了。
皇塘镇的支柱是化工业，因为污染问题老和邻镇打架。搞了报告会制度，镇里领导明白环境问题大意不得，水的治理等不得。镇里决定不再批化工项目，几家大企业停产治理，小的都关了。
一位老支书说，“我当支书好多年了，从来不知道什么空气质量，也不知道企业怎么搞污染治理，谁来办新企业也提不出环保要求，群众对污染有意见也不知道解决的症结在哪里。参加了几次报告会，对环保大概知道点儿子丑寅卯，今后再有人要上我们这儿来办厂，可得拿环保的尺子量一量。”
报告会越办越热闹，乡亲们的提问也摸得着门道了。一次一位老乡问一企业老板：“你说你达标了，可为什么小秧入谷的时候你就停产？”
老板不得不实话实说，企业虽有治理设施，但排出的污水依然浓度很高，污染很重，如果操作程序再有纰漏污染就更厉害。小秧入谷时是农村用水高峰季节，因害怕高浓度污水影响农作物生长，再引出更大麻烦就悄悄停了产。老板马上承诺改进治理技术。
虽然很多人还不习惯当着别人的面“说坏话”，但不管怎样总是有了一个好的开头，老百姓有机会管管环保的事了。王华博士和何书金局长都说，搞了几次，报告会气氛还不是很轻松、自由，发言的人一开口还是“各位领导、专家”，其实会场里没有专家和领导。提问的老百姓本来能说得更尖锐一点，可大多数人都客客气气，总是在一大堆褒扬之词之后才拐弯抹角地提点建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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