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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要从钟南山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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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
钟南山院士电脑被抢，公安局破案神速，钟院士感慨万千，又是感激政府，又是对所谓“无业游民”发狠话，建议严厉整治，还说什么法律要以“好人”为本，替臭名昭著的收容遣送制度招魂，一时间网络风云骤变，据说支持钟院士的人还不少，但谴责钟院士之声也不少。
各种媒体这几年都论及公民教育，这是好事。80年前，鲁迅就喊过一嗓子：“救救孩子！”我倒一直觉得中国最重要的是先救救成年人，这回钟院士的昏话更让我联想起中国名人可能比一般成年人还亟需公民教育。
1936年出生的钟南山院士，今年近70岁了，多年来一直享有御医身份——至少也有20年了，可以说是既得利益者，他的思维方式停留在纯正的极权时代真是没什么悬念。
钟院士的言论完全突破了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人道素养，不知道他作为一个大夫是不是只收治“好人”，对“坏人”则见死不救？不知道他学医的时候有没有读过希波克拉底誓言？他是如何拥有一只或者一双火眼金睛，能够瞬间发现谁是坏人，谁是好人的？他是不是觉得外地来广州的都是坏人？是不是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就可以被他假定为“坏人”？他的电脑包被抢的时候，劫匪不也是脸上没写“坏人”两字，他才上当的吗？
钟院士作为一个享有很高知名度的人，实际上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一般普通公民，任何言论都是有一定责任伦理的，出自名人之口的话尤其如此，因为名人说的话往往影响力要比一般人大，其产生的影响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恶性的，如果名人们有些胡话真被二百五政府采纳就可能损害很多人的正当利益，对于名人的话需要警惕。网上有人说要尊重钟南山院士作为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这是废话，没有人说不许钟院士说话，他可以说话，人们也可以不同意，批评一下又何妨？哪怕是有人生气，骂几句，作为一个名人有义务承受这种轻微的不舒服。
中国社会是一个宠名人的社会，如余秋雨、窦唯，被媒体说了几句，不是起诉，就是打砸烧，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那么多的名人也真是太娇气了！
钟院士的话引起社会强烈反应是好事，对于社会来说可以再讨论一次收容遣送问题。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不能上网的人、那些整天只能在工地上劳作，夏天到了，晚上甚至可能睡在连个电扇也没有的大通铺里的兄弟姐妹们或许看不到网上的统计数据——什么有60％的人赞成钟院士的话！这种统计数据能说明什么？是要说明中国普遍缺乏公民教育可能真是没问题，如果要说明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是错误的，那得经过严格的法律论证——我不相信哪个权威机构有这样的能力，如果这一点做不到，至少也得有个基本的起点——严格的社会学调查，就凭着设计出来的题目常常让人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答案的那些网络投票，如果就能证明收容遣送制度不万恶的话，我们干脆回到五、六、七、八十年代，还改什么革，还推进什么法治？如果有人想好了，铁定了心要做奴隶，没人拦着！——你自由的时候希望收容遣送制度万万岁，如果你被不幸收容了以后你还会祝它万寿无疆吗？好在还有很多人清楚地知道，绝不能做奴隶，一定要出埃及！
那些从小到大一直喝狼奶不思换奶的人，我们不必厌烦他们怀念过去，也不必厌烦他们那么欠缺基本的人文素养，这个社会就是如此，人类社会也一直如此，人们只看到美国今天的繁荣，没看到他们的愚民和全世界的愚民没两样，他们排斥黑人的时候也是如此，一如当年欧洲人排斥犹太人一样，社会永远只能依靠少数人去推动去发展，而中国目前的问题是许多本该担当起基本社会责任的少数人也跟那些说话无需负责的人一样信口开河，因此公民教育最应该首先针对他们。
说公民教育要从名人开始绝非危言耸听，更不是什么盛世危言，既无盛世，何来危言？我说的只是常识，最最普通的常识，不过这常识需要那些缺乏基本人文素养、缺乏为人基本素养者听取罢了。要是觉得自己是名人，是牛人，不听拉倒也没什么，因为有些东西势在必然，你阻挡得了今天，阻挡不了明天！
当然，强行要求名人接受公民教育，学完发个结业证什么的，显然不合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所以对这些没有自知之明的名人最有效的公民教育就是像薛涌先生这样的文章，让他们几个月睡不着觉，如果他们还有良知，就会真醒过来，至少以后胡说八道之前得先掂量掂量——不敢公然说昏话也可能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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